变法者们——中国历史缔造者群像

1 管仲篇——帝国时代的开启者

管仲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变法者。他担任齐相的年龄大概是40岁左右，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80岁病逝，用了40年时间，几乎算是从零开始，制定了整个中华帝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位爷年轻的时候挺穷，做生意还总是亏本，好不容易混进政坛，还跟错了人，在惨烈的齐国王位争夺战中，管仲辅佐的公子纠被公子小白干死了，管仲原本只能跟着一起做死人，不过这位爷突然就走了狗屎运，他有个好朋友在公子小白面前一顿吹嘘，说这位一事无成的大爷其实满肚子都是才华，一定要重用。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啦）被忽悠了，于是还真让这位爷做了宰相。

那会儿的中国还处于春秋时期，在政治体制上，基本上跟原始部落制度差别不大。所谓的王，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周天子也只不过是个最大的部落盟主罢了。管仲一上任，干的第一件事，其实就是“改土归流”，实施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非常非常的重要。土官，就是由本地人负责地方治理，遵循的是本地的乡规民约。而流官，则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治理，遵循的是中央统一制定的法规。改土归流，意味着原始部落体制被彻底改变。管仲的玩法是将全国设为五个大的行政区，称为“五属”，然后在其下设置四个行政级别。每一级官员都统一由朝廷委任。这么一来，治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了朝廷手里，原始部落掌握生杀大权的酋长们只能慢慢退化成小小的村长，平时调解一下村子里的民生纠纷还行，但是再也不可能拥有武装动员力量。

另外一个重大改革措施，是官办企业。管仲年轻的时候做生意不成器，现在当了官，对于怎么挣钱，竟然一下子就开了窍。齐国朝廷大量开办制盐、炼铁和商贸企业，民间企业根本不可能跟齐国的官办企业竞争，就算管仲本身不想垄断，最终的结果也一定是垄断。更无语的是，管仲竟然还开官办的妓院，连皮肉钱都不放过。于是齐国一下子财源滚滚。

这两项主要的改革措施只不过实施了八年，齐国就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战争动员令一下，四级官僚体系同心协力，立刻就组成了一支大军，把周边各国打得屁滚尿流。于是来了幽地会盟，齐桓公正式称霸。齐国这一下子就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大国，照这发展架势，一统全国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想想吧，在周边各国还在实施原始部落制度的时候，管仲这位爷竟然让齐国进入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式的帝国时代，建立起来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并通过盐铁专营制度收拢了天下财富。这种远见卓识，真是让老蛮我非常怀疑，这位爷是不是穿越党。

然而，管仲虽然把齐国带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但却没有解决帝国的终极难题：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帝王与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的关系。王权太过强盛，穷兵黩武为所欲为，官僚们朝不保夕，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但相权太大，官僚们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一样是要天下大乱。管仲和齐桓公算是相互配合得还不错，管仲死了才不过两年，接任的宰相们就不满足于手里那点权力，于是联手把齐桓公饿死，之后的齐国，就再也没安宁过，官僚和王族之间相互仇杀，整天打得不可开交。齐国很快就衰落了下来，丧失了统一全国的力量。

作为帝国时代开启者的管仲，还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宰相的位置上安静的死去，成为偶像般的存在。然而此后的变法者们，就没有这种好运气了。在管仲之后，所有的变法者们，都将要面临这个终极问题的考验：王权和相权，你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将决定变法者们的最终命运。

2 商鞅篇——帝王家族的终极诅咒

商鞅是变法者中的第一个悲剧人物。这位爷是卫国贵族子弟，卫国算是魏国的藩属小国，所以年轻时代的商鞅基本上在魏国的贵族圈子里混。一直混到36岁的时候，商鞅不知道为了啥事得罪了人，魏国的贵族圈子开始流传商鞅以后会是魏国大患的谣言，弄得魏国国王都很想杀他。刚好这时候秦国国王秦孝公公开招贤，于是商鞅逃离了魏国，跑到秦国应聘。这次商鞅的运气不错，秦孝公面试了他三次，结果挺满意，于是留下了商鞅，负责变法。 商鞅入秦的时候，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中央集权式的组织体系，已经被管仲证明是争霸天下的最锋利的武器，中原地区的各大强国纷纷建立起了集权式的中央政府，然而在当时，还有两个国家在实行最为原始的部落制度：秦国和楚国。在中原各国看来，这两个国家简直算是朽木不可雕，直接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各国的贵族们要搞个聚会啥的，都没这两个国家的份，算是被主流文化给排斥掉了。在秦国这边，此前是三十年跟魏国在河西地区连续打了三次大战，每次都被打得大败，整个国家元气大伤，秦孝公深知继续落后就只能亡国，于是力主变法，这就是商鞅变法的背景。至于楚国这个二逼国家，坚持原始部落制度竟然一直坚持到战国末期，所谓的楚国朝廷，只不过相当于部落联盟会议罢了。末世楚王试图改革，想要整合分散的部落资源，建立集权式中央政权，而部落贵族代表屈原坚决反对，于是改革流产，楚国面对秦军的入侵，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秦国著名的屠夫将军白起在楚国境内逢城必屠，差点在肉体上把楚国人整体消灭干净。屈原这个二逼知道后，羞愧的沉江自杀。

说回商鞅变法的事。在具体措施上，其实也还是管仲大爷的那一套思想。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取消原来的部落贵族首领们的特权。不过商鞅推陈出新，玩得很绝。首先，商鞅建立了户籍制度，将老百姓从原来的部落体系中解放出来，纳入了政府的统一管束。当然，就这么把老百姓从原有的体系里强行拉出来是不行的，必须要给他们好处。于是商鞅跟着玩了一把“废井田开阡陌”，这个词大家算是耳熟能详，具体含义其实是：井田原本是国家所有，也就是秦王所有，现在秦王把这些田土拿出来，授予有户籍的国民，以后国民就给秦王耕田，向秦王纳税，对秦王效忠，不需要再理睬原来的部落贵族。

秦国的部落贵族们对这种改革当然气得要命，不过还没完，商鞅这位爷信奉的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他悍然制定了“军功爵位制”，规定贵族的官位和爵位都是不能继承的，无论是平民子弟还是贵族后裔，都必须立下军功，按杀敌人数的多寡，获得相应的爵位。当然了，认真说起来，打仗是个技术活，是不能无师自通的，贵族子弟从小接受各种战斗和指挥训练，人脉也广，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比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平民子弟要强得多了。所以商鞅这套军功爵位制实行起来，最终能获得高等爵位的，也还是原来的贵族子弟。然而，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官爵不再是私器，不能在家族或部落内部自行授予，必须要靠军功，靠向秦王效忠，从秦王的手里挣。秦王能给你授爵，当然也有权随时拿走。所以，军功爵位制的核心，也就是向秦王一人效忠。

这一套改革改下来，秦国的中央集权程度立刻超过中原各国。公元前359年开始变法，到公元前354年，只不过短短5年时间，秦国的国力就强盛了起来。于是商鞅带军连续发起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河西大战，把魏国打得落花流水一蹶不振，自此丧失了争霸天下的资格，只能苟延残喘。这么一看，所谓商鞅是魏国祸害的谣言，现在竟然应验了，也不知道当时编排商鞅谣言的魏国贵族们，这会儿是怎么想的，估计牙齿都要恨得咬碎几颗。

到公元前338年，商鞅57岁的时候，秦孝公病逝，秦惠文王即位。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强大了起来，但是得罪人实在是得罪太多了，相当于是站在了所有贵族的对立面。现在他的后台老板秦孝公一挂，所有贵族都爆发了，都要整死商鞅。在这种滔天的仇恨情绪之下，商鞅根本没得选择，只能死。不过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商鞅并没有屈服，更不是心甘情愿的死于车裂之刑。他带领自己的亲兵团，和前来抓捕自己的秦国军队打了一仗，最后壮烈战死。这种拒捕行为反倒变成了商鞅谋反的证据，于是商鞅的遗体被带回咸阳，施以车裂之刑，整个家族都被秦惠文王杀了个干干净净，算是在基因层面上被彻底消灭了。

商鞅完善了自管仲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帝国未来的基本架构至此已现雏形。秦惠文王虽然在贵族的群情汹涌之下杀了商鞅全家，但是这位秦王并不是傻瓜。他坚持了商鞅的变法政策，在位19年，始终都致力于强化中央集权，持续削弱贵族势力。在军事上，连续打败魏国，让中原地区的强敌彻底放弃了吞并秦国的打算，并占领了蜀地，为秦国取得了一块富饶的大后方。秦惠文王死后，商鞅算是被彻底平反，此后的历任秦王和秦相都对商鞅做出了极高的评价。秦国此后能集中强大的战争资源，一统天下，靠的也都是商鞅打下的底子。然而，这一切，都与商鞅无关了。这位跨时代的变法者，这位强悍的斗士，在王权与相权的终极选择问题上，选择了坚定的站在王权这一边，却活得一个全家死绝的下场。这种悲剧彻底打破了权力的游戏规则。王权和相权之争，乃是统治者内部的斗争，无论输赢，讲究的都是祸不及族人。齐桓公虽然被宰相们联手饿死，但是他的子孙依然能够继承王位。战国时期，各国朝廷围绕着王位继承，各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但是王族的血脉总能保全，最后承继王位的，也总是王族的直系子孙。“彼可取而代之”的话，在整个战国时期，都没有人能理直气壮的说出口。然而商鞅以权相之身，站在王权一边，竟然意味着死亡，意味着牺牲，意味族灭，意味着被王族当狗一样的舍弃。王权既然不愿庇护商鞅这样的忠烈之臣，那么，臣子也可以随意的抛弃和颠覆王权；王族可以覆灭臣子的血统，那臣子当然也可以杀了国王全家。商鞅壮烈战死的背影，将成为中华帝国所有帝王家族的终极诅咒。在商鞅之后，几乎所有的帝王家族，都将以家族灭绝，作为最终的命运。秦亡后嬴氏家族灭绝，唐亡后李氏家族灭绝，宋亡后赵氏家族灭绝，明亡后朱氏家族灭绝，莫不是这一终极诅咒的应验罢了。

3 汉武帝——西汉王朝掘墓人

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虽然秦朝勉强也能算，不过秦朝的统一时间太短，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只不过过了12年，到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居然就是一呼百应，群雄奋起，只要是个人物，就要造反。再过了两年，这个军功显赫的王朝就崩塌了。一身血红军装的虎狼秦军曾经横扫天下，让中原各国闻风丧胆，然而在12年后的整个造反过程中，秦朝的虎狼军团竟然好像消失了一样，从头到尾都没怎么出过场。这事的原因总结起来只有一个：秦始皇为了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疯狂打压本国以及中原各国原有的贵族势力，吸引了太多的仇恨。郡县制作为中央集权的典型手段，在中原各国推行是可以的，毕竟由中央委派流官进行管理，中原人从管仲时代开始已经习惯了，但是对于偏远的南粤地区，大家伙习惯的始终都是土官制度，强行在南粤推行郡县制，搞“改土归流”，结果一定是惨烈的战争。所以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立刻就在南粤陷入了战争泥潭，虎狼秦军中最精锐的五十万人，被迫长期滞留南粤，在中原大地烽烟遍起的时候，这批军队拒绝了秦王朝的征召，选择留在了南粤地区，建立了南越国，然后通过漫长的战争和屠杀，将南粤大地上的原始居民大部分都驱赶到了东南亚地区。今天珠三角地区说白话的粤人，其实大多是秦军的后人。

现在大汉王朝建国了，当然要吸取秦始皇的教训。中央集权体制对于皇帝来说，具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全天下人的生杀大权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将相权贬低到奴才的位置，让整个官僚系统除了磕头之外啥事都不敢干，让这事想想都能让帝王们激动不已。但是这事一定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事实上，这里老蛮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句，从古至今，都没有哪个王朝能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满清尝试过一把，结果就是太平军祸乱中国，李鸿章趁势而起，相权之重，随时可以让慈禧太后成为台面上的摆设。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西汉开国之初，迫于传统，刘邦不得不分封诸王，允许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拥有独立的军权、税权、铸币权、司法权、官吏任免权（以上权力的重要性分先后）。天下五十余郡，归中央管的只不过十五郡而已。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武帝之前的四代君王，包括没有直接称帝的吕雉，就只剩一件事可干：将这些国中之国收归中央。刘邦和他老婆吕雉前后花了20多年时间，把异姓王爷们杀的杀废的废，全都搞定了。但是，刘姓王爷们的藩国数一数也还有二十多个呢。汉文帝的办法是拆分，把稍微大一点的藩国都拆了，拆得零零散散的，算是分散了藩国的势力。到汉景帝时代，稍微激进一点，直接削减藩国属地，结果立刻就是七国之乱。汉景帝艰难的打赢了这一仗，最后也只能是勉强取消了藩国们的司法权和官吏任免权。到汉武帝即位的时候，藩国们依然具备完全的军权和税权、铸币权。藩国们依然是要军队有军队，要钱有钱，对中央当然也称不上恭敬。汉武帝要向藩国派一个刺吏，这娃如果不赶紧投靠藩国的王爷，估计连官衙的大门都不敢出，分分钟都会被几千人结队砍死。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以16岁的年龄即位，然后又熬了5年，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21岁的时候，熬死了当权的窦太后，算是真正执掌了大权。然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就立刻干了人生中的第一件大事：“推恩令”，规定藩国除了原本的嫡长子继承制之外，也可以割出来几块地由其他儿子们继承，只不过这些地区要从藩国降格为侯国，侯国的侯爷们基本上没有了权力，就跟县令似的，除了享受一些税收供养之外，啥都干不了。虽然推恩令用的词是“可以”，但是藩王们都知道，这次想不分割都不行了。于是大的藩国很快就被一块块的切出去，变成小侯国，然后被并入中央的郡县体制，最后消失。困扰了西汉四代君主的王国分立问题，就这么被汉武帝给解决了。

如果汉武帝止步于此，此后他继续奉行休养生息的国策，稳固和完善郡县制度，逐步强化中央集权体制，那么，汉武帝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牛叉的君王。但是这厮确实是一肚子的雄才大略，不拿出来实施的话，都能憋死。现在国内的藩王都老实了，那就开始往外扩张，打仗吧，于是大汉王朝自此进入了战争模式。最主要的战争方向是北方，跟匈奴人打。从公元前129年开始，一直打到公元前91年，打了差不多40年的仗，中间互有胜负。最终的结果，算是汉王朝惨胜，剩下的匈奴人被赶到北疆，不敢再南下牧马，一百来年后匈奴人继续往西迁徙，最终达到现在欧洲中部，建立了匈牙利国。当然了，在南方汉武帝也没闲着，先后把福建的闽越国和两广的南越国都给灭了，然后重新设置郡县，委派流官进行治理。如果纯粹在军事角度上看的话，汉武帝算得上光芒万丈，简直是千古一帝了。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战争在本质上也就是一门生意，是有经济账要算的。匈奴人为啥总是喜欢南下抢掠？因为穷，抢掠可以致富。游牧民族的战争动员成本很低，牧民骑上马就是战士，武器补给和帐篷，捆在马背上就走，一群人只要集结起来，冲到大汉境内，看到什么都能抢，把锅碗瓢盆搬一车回去，都算挣钱了。但是汉王朝的战争动员成本高得吓人。一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国都没有职业军人的概念，普遍实施的是役兵制。战争动员令一下，每家每户都要派出子弟，履行服兵役的义务。这些临时征召来的所谓军人，平时连鸡都没杀过几只，悍勇根本就谈不上，更谈不上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送到战场上，只能是靠数量取胜。当然了，东汉和唐代，募兵制与府兵制成熟之后，职业军人发展了起来，虽然轻描淡写的就能把游牧民族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又出现了军阀割据问题，职业军人联合起来，轻易就能推翻中央政府。这事儿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利就必然有弊，所以唐代之后的中华帝国又走回了老路，想方设法禁止职业军人出现，结果又被游牧民族压着打。不过咱们还是继续说回汉武帝的事吧。要把几十万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巴交的农民送上战场，没别的可能性，只能是用海量的资源来填。最精良的盔甲、最驯服的战马、最丰盛的饮食、最舒适的营帐，这一切都不可或缺，否则这帮子乌合之众随时就会炸营，然后一哄而散。这意味着整个大汉王朝的国家机器都要为战争服务，只要战争还在继续，那么，这个国家所能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都会被花得一干二净。到汉武帝晚年，持续用兵3、40年的结果，是国家陷入了普遍贫困状态。不通战技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有多少就能死多少，汉武帝也不心疼。卫青的所谓七战七捷，靠的就是不把人当人，当成消耗品。大军每出击一次，行程都有上千里，10万战兵要配40万后勤辅兵，战兵之中或许还能有个三五万人平安归来，辅兵基本上都作为消耗品，死在了漫漫征途之上，连抚恤金都没有。耕种用的牛马全都被征发去了前线，农村留下的老弱妇孺只能手提肩扛的种地。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背后，是满地的尸骸和民不聊生。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此很是不爽。仗是一定要打的，没钱怎么办？那就从有钱人手里直接抢。于是汉武帝干了三件事：盐铁专营、平准令和告缗令。盐铁专营这事就不用说了，最挣钱的两门生意只能由中央政府经营，老百姓谁干谁就得死，这当然是皇族来钱最快的法子。这事儿算是管仲始创，被汉武帝发扬光大，此后中国历代王朝，全都继承了这一光辉传统。平准令说的是开办官营商场，按官定的价格强行收购商品，然后再按官定的价格强行卖。至于这个官定的价格是怎么来的，那就天知道了。这个玩法已经相当于直接从老百姓手里抢钱了。但是，这还不够，最离谱的还得算是告缗令了。这玩意规定，所有的富人都必须将自己财产的20%贡献给朝廷，一旦有丝毫隐瞒，就没收全部财产，举家流放戍边。这就是做皇帝做到赤裸裸的不要脸的地步了。按这种玩法，官僚们随便编排一个隐瞒财产的罪名，就能让富人万劫不复，根本就没活路可言。富人们走投无路，没别的办法，那就干脆造反算了。于是中原大地，盗贼滋生，正常的商贸生产活动几乎断绝。至于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北方草原地区，也只能是全部丢弃，根本没人去经营。更麻烦的是福建和广东，丢弃吧不舍得，不丢弃吧，一毛钱的税都收不上来，投入巨资养了以十万计的军队，也只能勉强维持几个重要交通节点城市的治理，稍微离水陆要道远一点，就是当地人的天下，不要说收税，地方官吏要敢去视察一下，连命都保不住。中华大地，遍地都是干柴，眼看着只要稍微有点小事触发，就是遍地烽烟，大汉王朝，就要亡国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大汉的官僚群体才算是明白过来，让皇权过度扩张，不加以制约和限制，是不行的。皇权与相权，是一定要对立的。一个雄才伟略的帝王，固然可以造就千秋功业，但是破坏力，同样也是大得吓人。没有相权制约的皇权，是非常可怕的。官僚群体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不能再让汉武帝继续这么独断专行下去了，官僚必须联合起来，遏制汉武帝的战争欲和搜刮欲。这一共识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奇怪的大案：“巫蛊之祸”。这事的起因莫名其妙，汉武帝突然看到身边出现一个全副武装的陌生人，都没人认识他，派禁军去抓，居然抓不到，凭空消失掉了。于是汉武帝勃然大怒，兴起大狱，将身边的亲信一个挨一个的杀，杀着杀着，汉武帝突然发现有人在用巫蛊手段谋害自己，于是继续杀，最后把自己的太子和孙子都杀了。武帝身边所有的亲信大臣、将军、太监首领和高级宫女，都被杀了个干净。这等于是汉武帝自断臂膀，从此之后，汉武帝就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要再发布啥命令，官僚集体都当他是发疯，根本就不理睬。汉武帝人生中干的最后一件事，是发布了一份《罪己诏》，宣布自己就是个二逼，为了个人的战争欲，不把国人当人，真是罪大恶极，祈求大家的原谅。这份罪己诏发布之后两年，也就是公元前87年，汉武帝就挂了。

然而，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汉王朝的整个经济秩序都被汉武帝给玩垮了，不是一份罪己诏能恢复的。富人们惊讶的发现原来自己手里的那点钱，在皇权面前根本就是个渣渣，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于是开始寻求与官僚群体结合起来。钱与权结合的结果，就是豪门大阀的出现，并逐渐衍生出所谓的士族，控制整个国家的财富，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权力，让寒门子弟根本找不到出头之路。另一方面，联手把汉武帝坑到死的官僚群体，因此发现原来皇权也不过如此。所谓的九五之尊，智商情商也高不到哪里去，说糊弄也就糊弄了。汉武帝之后的皇帝，基本上都没有了任何作为，被相权压制得死死的，权相霍光说要立谁做皇帝就立，说要废就废，皇族连多余的话都不敢说。到了西汉末年，皇族已经孱弱不堪，只能依靠娶个豪门大阀的老婆，靠老婆家里的权势，来给皇帝撑腰。当然，这么弄的结果，就是外戚弄权，整个国家乌烟瘴气。到公元8年的时候，大汉王朝终于玩不下去了，权相王莽连军事政变都懒得发动，直接对着皇族发布了一道命令，你们退位吧，就抢到了皇位。这一切的祸根，当然都要归结到汉武帝身上。

我们今天回头看的话，汉武帝如果不发起连续40年的战争，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跟匈奴拉锯罢了。大汉王朝还能继续发展，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能维持，社会制度将会继续完善，王权和相权继续良性博弈，很可能出现一种我们未曾见过的全新的帝国图景。不至于像后来那样恶性博弈，钱与权结合催生豪门大阀和士族文化，这些个糟烂玩意甚至可以算是我们现代的权贵经济的雏形。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读完本文之后，一起痛骂一句：汉武帝，去你妈的吧！

4 王安石篇——奇葩朝廷的敛财者

在大汉朝一统中国之后，我中华上国基本上以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形式出现，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只经历过两次长时间的大分裂。第一次大分裂，是东汉亡国之后，中原大地四分五裂，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中原陆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把汉人当成两脚羊来吃，差点就灭绝了汉文化，一直到隋朝完成统一，整个分裂期长达360年。第二次大分裂，是唐朝亡国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时间不长，只有80多年，最后由北宋完成统一。两次大分裂的原因都是一样的：职业军人团体形成军阀割据势力，相互之间征战不休。事实上，从东汉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为止，整整900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处于军阀时代。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从基层小兵开始做起，一路打上去，成长为当时最大的军阀首领，把其它军阀势力统统都打服了。而开创唐朝的李渊家族，则是关陇军阀的代表，在隋亡后的激烈的军事冲突中脱颖而出。军阀时代，比的就是谁的拳头更硬，谁的势力更大，谁的军队更强。灭掉东汉的董卓是军阀，推翻唐朝的朱温也是军阀，遍地都是军阀的时代，能够实现统一的唯一办法，就是王族能维持住自己最大的军阀地位。在这里顺带说一句，东汉王朝的覆灭，起因在于汉和帝刘肇派遣班超平定西域，朝廷的精锐军力被消耗一空，以致从此无从压制地方军阀势力；而大唐的灭亡，则是武则天时期杀光了李氏军阀中的所有杰出人物，唐玄宗李隆基不得不依赖胡族军人的势力来实现治理，致使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胡族军阀逐渐强大起来，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

大宋建国之后，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痛定思痛，决定终结“职业军人”这份祸乱中国的工作。请注意，宋太祖的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从宋代之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汉族不再有“职业军人”这个概念。军人自此成为下贱、低劣、粗鲁的代名词，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就这么流传下来，让汉族成为全世界最懦弱的民族。后期岳飞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算是勉强有了职业军人的味道，但是这俩都没得到好下场，岳飞被冤杀，而戚继光则在被罢官之后，贫病而死。

宋太祖的主要玩法有两个。第一个，是奇葩的厢军制度。这个制度相当于收垃圾，凡是穷人，乞丐，盗贼，流民，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屌丝，一律收到厢军里来，作为军人使用。指望这帮人能有多大的战斗力，那就是白日做梦。另一个玩法，是以文御武，出任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的，一定是文官。所有武官的职位升降，都必须由文官审定。当然了，将兵权都交给文官，这事同样很可怕，为了防止文官集团权力过大，团结起来对抗皇族，大宋朝廷建立起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文官系统，三言两语根本就说不清楚，我就这么笼统的介绍一下：大宋王朝的文官全都是临时工，基本上都不可能在一个职务上干满三年。大宋的皇帝们最精通的就是权术，没事就像提防贼似的把文武百官轮着调换一次，莫名其妙的升迁和突如其来的丢官，对大宋朝廷的官僚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皇帝们还特喜欢在官员之间挑拨离间，玩平衡术，看到大臣们相互攻击，党争成风，皇帝们就开心得要命。

然而大宋王朝的外部环境其实恶劣得要命，幽云十六州不在手里，河套不在手里，四川有一大半不在手里，云贵高原不在手里，堂堂大宋的边界，全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连个天险都没有。吐蕃、西夏、契丹的骑兵，随时都能冲进关内抢掠一番。要知道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唯一办法，就是职业军人化。东汉直到亡国那一刻，都把匈奴压制得死死的；至于唐朝，把突厥人打得屁滚尿流，纷纷跑到大唐境内找工作。现在你大宋既然自我阉割，把职业军人都给废了，把社会上的垃圾都拉过来当军人，然后用一帮只读过四书五经的儒官做总指挥，这要还能跟整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对抗，那就是白日做梦。于是整个宋代，边患不断，装备精良的宋军消耗掉了整个朝廷财政收入的7成，但是从来没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西夏这个所谓的国家其实只不过是个原始部落联盟，连完善的战争动员机制都没有，每次打仗都要西夏国王求着各个部落出兵。但是自我阉割了的宋朝，连续跟西夏打了三次大会战，居然次次都是大败，而且全都是那种十几万将士全军覆没的惨败。巨额的军费花了出去，啥成效都没有。大宋朝深陷在军力不振的坑里，国内又旱灾水灾频发，国家财政眼看就要破产，这个时候，宋神宗当然就想到了变法。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大宋财政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乌合之众的军队在一群二逼文官的指挥之下，浪费了巨额军费，但是根本不能打仗。然而主持变法的王安石这厮根本就不敢提军人职业化这码子事，于是出台了一大堆奇葩至极的改革措施，唯一的作用就是搜刮民财。均输法和市易法是照搬汉武帝的平准令，成立官办商贸企业，强买强卖挣差价；青苗法是由朝廷放高利贷给农户，挣利息；募役法是向全国摊派劳役钱；方田均税法则是要清查田产，增加税源。总而言之，各种变法措施，都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然而这些钱，最终一定会被转移到社会的最底层，由最弱势的农民承担。当然了，这些被搜刮的钱财，又被送到前线去，跟西夏又打了第四次大会战。然而，王安石穷全国之力支撑的这次会战，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表面上看宋军算是惨胜，靠拼消耗拼赢了几乎是赤贫状态的西夏部落联盟，但是契丹人最终介入，强逼着大宋军队撤军，而大宋的财政已经根本无法承担再跟契丹打一场的支出，面对契丹的威胁，大宋君臣面面相觑，最后竟然真的无功而返。

大宋朝最根本的败政就是军事制度，然而王安石变法根本没有触及这方面，当然也不会有任何成效。但是，王安石的种种财富搜刮手段，却带来了另外的恶果：首先，宋朝的贫富分化状况极度恶化。民众眼看着这个奇葩的朝廷掠夺走了无穷无尽的财富，拿到战场上去浪费，自己吃不饱穿不暖，还要眼看着一帮二逼文官整天装会打仗的逼，那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大宋朝因此丧尽了民心，30年后女真人打进来，大宋朝廷发动战争动员令，老百姓根本就不理睬，随便你丫去死。女真人在长江以北建立起金国，老百姓也高高兴兴的接受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心怀故土这一说，对赵宋王朝，一丁点的怀念都没有。另一方面，王安石不分青红皂白疯狂搜刮财富的行为，同样触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他作为宰相，本来应该站在官僚团体这一边，跟皇权相对抗。但是这厮完全站到了皇帝那边，为了帮皇帝筹措军费不遗余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王安石，以及所谓的变法派，成为了天下公敌。王安石主持变法十年，就黯然退场，然后新法全数被废。王安石无人理睬，黯然病逝。但是历史并没有在这里结束。随着大宋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越来越难以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已经是末日之中的大宋朝廷于是再次启动变法，丞相蔡京再次把王安石变法的那一套搜刮民财的手段拿了出来，然而这些烂手段只能是加剧社会矛盾，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因此对大宋朝廷更加反感。北宋，也因此错过了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最终亡国。 我们今天回顾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只能有一个评价：不知所谓！对于这个国家最核心的矛盾，所谓的变法措施根本就不敢触碰；却在搜刮民财上极尽想象力，手段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变法手段，这样的奇葩朝廷，不如还是早点灭亡了吧。

5 煌煌张居正——大汉民族最后的宰相

张居正就任大明朝内阁首辅的时候，内忧外患，大明朝已经出现了亡国之象。这事说起来真是没办法。话说我大汉民族建立起的历代王朝，其实有着超强的内部韧性，汉民族吃苦耐劳，也没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可以在欧洲作威作福一千年，把欧洲人普遍整成了文盲加白痴。但是中华帝国总是生机勃勃，汉人只要能够定居下来，第二天就会着手把目光之所及的土地全都深耕一遍，把能种的植物都种上，把能养的牲畜都圈好了养上，不出一年，就是欧洲人心目中天堂般的沃土。导致汉族王朝灭亡的的原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边患。中华帝国的所有朝代，最大的财政支出就是军费，最大的政府责任就是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皇天后土，皇帝们唯一的职责，就是维护我大汉民族的血脉和文化的延续，不至于被草原上的铁骑所践踏。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华帝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军事制度。如何有效的，用最小的成本动员起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长期保持住这份军事力量，是摆在皇帝们面前的终极课题。

在汉武帝篇和王安石篇中，老蛮我曾经阐述过中华帝国的军事制度，在这里，我再系统的阐述一次：西汉王朝的帝王们选择的是役兵制，每家每户都有派出男丁服兵役的义务，服役个三年五年，没死的话，就能滚回家去。然而冷兵器战争其实比今时今日要酷烈得多，恶劣的后勤运输条件、粗陋和饮食和笨重的辎重，这些本身就足以杀死绝大多数从未经历过系统战争训练的农民了。让一个常年处于个体劳作状态的农民学会杀人技巧，学会战术编队，学会信任队友，学会令行禁止，学会自我牺牲，学会勇毅果敢，是要支付巨大的成本的。付出100份高昂的学费，能成长出一个合格的士兵，就不错了。所以实施役兵制的西汉王朝最终在和匈奴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财政破产，王朝覆灭。此后的东汉王朝和大唐王朝，开始实施佣兵制度。雇佣兵是一种终身职业，悍勇的职业军人拥有娴熟的战斗技巧，一百个职业军人形成的团队战斗力，就足以秒杀上万乌合之众的汉族农民了。相比较而言，游牧民族的军队反倒只不过是一群比较有抢劫经验的牧民而已，相互之间的战术配合意识差得要命，唯一擅长的就是一大帮子骑兵一哄而上，乱七八糟的，看到啥都抢。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阶段，骑兵列队而战的战术，除了元蒙这个天生的战斗种族之外，其它游牧民族根本就没发展出来。所以东汉王朝和大唐王朝的职业军人，把游牧民族压制得死死的，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职业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会有不可遏制的成长为军阀的冲动，并最终引发军阀混战，以致游牧民族趁虚而入。三国两晋和五代十国，就是这种军阀混战的恶果，汉族的血统差点就在这种内乱中被草原民族灭绝。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取消了职业军人制度，招收社会最底层的垃圾当兵，然后交给从没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文官去指挥。这种瞎扯淡的制度导致北宋王朝孱弱不堪，一直都被游牧民族压着打。南宋皇族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有限度的恢复了佣兵制度，让岳飞组建了岳家军，但是很快就后悔，于是宋高宗赵构随便找了个理由，杀掉了岳飞。然而南宋皇族最终也没敢解散岳家军这个典型的雇佣军团。岳家军此后长期镇守湖北襄阳一带，名将辈出，始终位于抗击金国和蒙元的第一线。南宋的问题在于，在有限度的恢复佣兵制度之后，竟然高度强化了“以文御武”的奇葩制度，读了几本诗书，能拽几句子曰，竟然就对统军大将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种奇葩制度之下，统领雇佣军团的将领们当然谈不上忠诚。在蒙元大军压境的最后一刻，南宋朝廷竟然还在挨着个的死整自己的大将，罢官的罢官，杀头的杀头，于是将军们纷纷叛变，出身于岳家军的名将刘整以及吕家将的集体降元，使得南宋朝廷丧失了最后的武装力量，于是只能亡国，赵氏子孙几乎死绝，这倒也算是了结了赵构冤杀岳飞的一段因果。

到了明朝，摆在朱元璋面前的终极难题，同样也是军制问题。朱元璋同样不敢恢复职业军人制度，他首先照搬了宋代的“以文御武”制度，当然了，他没敢做得像赵匡胤那么绝，没有找一帮社会底层的渣滓回来当兵。朱元璋发明的是“军户制度”，也就是卫所制度，给守边的军人授田，让他们在边境地区定居，娶妻生子，代代都是军户，战时打仗，闲时种田，自己养活自己。当然了，为了稳定军心，大明朝奉行的是“天子守国门”，定都北京，几乎就处于游牧民族南下的第一线。在大明朝开国初期，军户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军户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听着自己的父辈们讲述战争故事，总比普通的农户子弟更懂得战斗技巧；士兵们守卫的边疆，其实守卫的是自己的家园，这根本就不需要动员，士兵们很自然的就有了满腔战斗热情。

然而到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军户制度的致命伤已经暴露出来：军户和农户合一的最终结果，是新一代的军户子弟，将逐步丧失战斗技能，变成纯粹的农民。而且，军户的社会地位，甚至比普通的农户还低。农民们如果受到欺压，还勉强有点法律途径可以走，还能尝试通过司法途径伸冤。军户的田地被长官霸占走，那是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的，你要是敢抱怨，立刻就会被作为炮灰扔到战场上，你的长官有几万种办法让你死得无声无息。1368年大明建国，到1582年，48岁的张居正担任首辅的时候，210多年过去了，所谓的军户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大明边军基本上就是一帮纯粹的农民，赖以谋生的军田也早已丧失殆尽，士兵们怨气冲天，兵变不断。北方草原上的女真人蠢蠢欲动，东部沿海的倭寇横行无忌，两广地区的土人连续造反，朝廷派出多少流官，就要死多少流官，两广地区的“改土归流”已经完全失败。大明朝廷当时一年的军费开支，竟然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两倍多，于是只能连续加征税赋，老百姓不堪重负，只能是铤而走险，起来造反。这就是张居正面临的末世局面。

重压之下的张居正迎难而上，做出了两个惊人的变革：重启佣兵制度，以及减税。在北方，张居正支持李成梁组建了辽东骑兵，在南方，则支持戚继光练成了戚家军。这两支纯职业军队几乎横扫了大明所有的外部敌人。李成梁的铁骑军面对女真人算得上是战无不胜；而戚继光更狠，戚家军先是把原本气焰嚣张的倭寇打得满地找牙，然后调到北方，把蒙古人女真人以及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游牧民族统统打得抱头鼠窜。张居正为此练出这批强悍的雇佣兵团，甚至放弃了“以文御武”制度，给了李成梁和戚继光以充分的指挥权力，让他们放开手脚。打赢了仗，收获的战利品全都归他们自由支配，用于补充军费，没钱了也允许他们随便出去抢掠外族平民。对于胆敢干涉他们的军事行动的文官，张居正的处理方式很是粗暴：一律赶走了事。

另一方面，张居正颁行“一条鞭法”，这算是中国税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在张居正之前，缴税缴的都是实物，麻烦得要命，比如农户要上缴的是谷粮，织户则要上缴绢布，实物必须要检验成色，这其中有无穷无尽的贪渎机会。一旦税吏宣称你缴纳的实物质量太次，你哭都哭不出来。张居正深悉这其中的弊端，于是改变了收缴实物的税法，改为以货币形式收税，将实物折算为银两，直接向老百姓收钱就行。这个法子清晰明了，贵金属的成色基本上无法作假，税吏们哪怕再有空子可钻，至少也比之前要少了很多。在事实上，这就相当于是向全国人民减税。为了切实的推进改革，张居正强制推行考成制度，详细规定了每个官员的年度工作指标，完成率90%以下的一律下岗。这么一整，大明朝的经济因此重新焕发了生机。

然而张居正的变革，事实上是同时站到了帝王和官吏的对立面。推行佣兵制，当然可能导致军阀集团的重新出现，万历皇帝对此当然不会乐意；而解除文官对武官的绝对控制权，并缩小税吏的贪渎空间，这就把整个文官体系都得罪到了骨子里。张居正十年首辅，累死在了任上。他死后只有两年，就遭到了万历皇帝和整个文官系统的清算，家人大部分被关起来活活饿死，剩下的则全数被抓去充军。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只剩下“一条鞭法”勉强维持。戚继光被罢官，不久就贫病而死。李成梁同样也被罢官。当然了，这一次万历皇帝就跟当年的宋高宗似的，迫于外患的存在，同样不敢擅自解散这两支强大的雇佣军团。戚家军在整个万历朝东征西战，战功累累，他们最后的辉煌，是在丰田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中，作为朝鲜国的援军，以巨大的牺牲，击溃了日本侵略军。而李成梁的辽东铁骑最终发展成关宁军阀集团，始终将女真人牢牢的锁死在关外。在大明朝亡于陕西流民起义之后，关宁军阀集团投靠了女真人，回头镇压汉人的起义军，被满清朝廷封了四个王。满清朝廷当然不会允许这些职业军阀的长期存在，到康熙朝的时候，经过艰苦战争，终于将以吴三桂为首的军阀势力清扫一空。关宁军阀集团，至此才算是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失去张居正之后的大明王朝再也没有了能独当一面的宰相。万历朝还能吃张居正积攒的那点子老本，吏治还算清明，戚家军和辽东铁骑也还算能打仗。然而到崇祯帝的时候，吏治再次败坏起来，一条鞭法名存实亡，除了正税，老百姓今天要交一个辽饷，明天要交一个边税，时不时还要被抓出去服劳役，老百姓的负担沉重不堪。戚家军已经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死了个干净，新成长起来的关宁军阀集团则对以文御武的机制心灰意冷，根本就懒得理睬大明朝廷的那帮二逼文官。关宁军维持对女真人的守势就足够了，至于像袁崇焕这样的二逼文官们制定的所谓平辽策，关宁军连听一听的兴趣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场席卷整个大西北的旱灾终于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流民们一路攻入北京，如无无人之境，崇祯皇帝手头上连一个可以调的兵都没有，于是只能自杀。

张居正留下的大好河山，自此灭亡。汉民族的苦痛，自此开始，中华大地，自此进入了黑暗时代。而光明，再也没有降临。

6 李鸿章——历史使命的辜负者

李鸿章拥有过改变满清帝国命运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李鸿章愿意，他能够轻易的扭转满清帝国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的航向。然而李鸿章最终什么都没做。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李鸿章只是眼睁睁的看着汉民族从一个黑暗时代，沉入了更深的黑暗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李鸿章算是汉民族的罪人。

满清是游牧民族在汉族聚集地建立起来的皇朝，跟当初的蒙元一样，满清帝国的军事制度是极其典型的族兵制度：凡满清子弟，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八旗军中的职业军人。他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学习战斗技巧，唯一的职责就是东征西战。这种族兵制度训练出来的职业军人，足以横扫一切乌合之众。所以满清建国初期，满人只不过有30余万成年男丁，军人数量只有10万余人，但是这十来万的精锐职业军人，已经足以镇压中华大地上的八千万汉人。至于草原上的其它游牧民族，同样被打得抬不起头来。最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皇朝的这种族兵制度，完全没有汉族皇朝的佣兵制度可能导致的军阀割据问题。满清八旗们抬头往四周一看，满大街都是汉人，这都是潜在的敌人。十几万旗兵往中华大地上一撒，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旗人想要窝里斗，找个地盘割据一把，纯粹就是瞎扯淡，必须要团结起来，整合成有规模的军团，才能形成威慑力，以维持统治。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从来都没有完美的制度。满清开国之初，精锐的八旗职业军人战无不胜，顺治朝击败了南明小朝廷的百万杂兵；康熙朝则一鼓作气击败了同样堪称精锐职业军人的吴三桂军团，然后挥军蒙古，击败葛尔丹；雍正朝击败了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乾隆朝则击败了新疆的大小和卓叛乱。打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内外敌人都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满清帝国竟然获得了长期的和平。然而，维持职业军人制度的前提是什么？是长期的、持续的战争。军人是必须要通过艰苦的战争来锤炼的。我们看看前面的那几场战争，和南明朝廷以及吴三桂军团之间的战争，还算得上是有必要，至于康熙远征葛尔丹、雍正讨伐罗卜藏丹津和乾隆诛灭大小和卓，这些战争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性。这些个背负着反叛罪名的部落首领，其实根本就没有干过啥了不得的背叛大清朝廷的事，撑死了也就是在各自部落内部的权力更替斗争中，没有第一时间征求大清皇族的同意罢了。然而深悉族兵制度弊端的三代帝王，依然坚定将这些部落作为了满清八旗兵的磨刀石。乾隆朝之后，稍微像样一点的战争借口都不太能找出来了。边境上的游牧民族老老实实的，生怕惹事；京城里的八旗兵走上街头一看，汉人一个个都自称奴才，磕头磕得一个比一个熟练，甚至还有了磕头培训班，专门教育汉人怎么把头磕得又快又响。这还打个啥仗，练个啥兵啊，八旗子弟们志得意满，于是迅速堕落成了整天喝茶斗鸟的闲爷们，到1850年，洪秀全发起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满清建国已经210多年，距离最近的大小和卓之战也已经过去了足足100年，满清的八旗兵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连盔甲的束带要怎么绑，都忘记了。于是太平天国在两年之内就横扫整个南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满清军队毫无抵抗之力，看着洪秀全在南京称帝，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而当时的满清政权还没有丢掉大气运。洪秀全，以及杨秀清萧朝贵之类的太平天国邪教首领，基本上都是一帮毫无见识的神经病，眼看着自己打下来了半个江山，立刻就进入了暴发户模式，纷纷开始抢钱抢地抢女人，乌烟瘴气，一塌糊涂，能把人活活恶心死。原本全国的汉族士绅都在观望，看看这个孱弱不堪的满清朝廷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结果太平天国竟然更加不像样，贪婪残暴，比满清朝廷还不如。所以汉族士绅们只能是站在满清这边，自己开始组建雇佣兵团，以对抗太平天国。

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组建湘军，几年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在安徽组建起了淮军。在与太平天国的死磕过程中，这两支雇佣军团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精锐的职业军人。到1864年，终于在血战中灭了太平天国。湘军和淮军这种汉族职业军团当然深受满清朝廷的猜忌，当时已经53岁的曾国藩迫于压力，在一个月内就解散了湘军。手上没有了军队作为靠山，曾国藩在余下的岁月里被满清朝廷闲置了起来，8年之后就郁郁而终。但是当时的李鸿章还算年轻，只不过刚满41岁，在官场还算是年轻一代。这位朝气蓬勃的将军借口要继续跟在山东一带活动的捻军打仗，硬是保留下来了5万淮军编制。接下来的世界，就属于这位年轻的英杰。1865年满清朝廷把八旗兵集合起来，全部交给僧格林沁，指望着这位爷能在剿灭捻军的战场上露露脸，涨涨满人的威风，结果面对一帮作战方式是挥舞木棒和砸石块的山东农民，八旗兵居然全军覆没，丢人丢得举世皆惊。这一仗之后，全国范围内，唯一能打仗的队伍，就只剩下了李鸿章的淮军。于是从1865年开始，李鸿章就成为了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他花了3年时间，肃清了捻军，并参与镇压了其他的一些小规模反叛，淮军趁势扩张到了十万余人。到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相当于商务部加外交部长），此后的李鸿章就一直在挂着这两个官职，一直干到1901年去世。

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满清朝廷没有丞相这一说，权力高度集中在皇族手里，所谓的军机处只不过是个秘书处而已。高度的中央集权，加上满族男丁整体性的职业军人制度，让满清皇族打遍天下无敌手，因此也长期处于高度自信状态，根本不考虑所谓的权力制衡机制，恨不得把所有权力都收到自己手里才好。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两百年，满族军队彻底丧失战斗力，被太平军和捻军轮流虐，虐到全军覆没，只能指望汉族雇佣军来维护自己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然而，1865年之后满清军队整体上不存在了，再想维持中央集权体制，这就是瞎扯淡。曾国藩没有了军队作为支持，固然只能是郁郁而终；但是另一方面，满清朝廷手上残留的那点子军事力量，跟李鸿章的淮军比起来，那就是渣渣，慈禧太后要想在李中堂面前摆威风，那就是自取其辱。李大人懒得见这个长年内分泌失调的老太婆，于是把官衙设在天津，摆出一副听调不听宣的姿态，基本上从来都没给过慈禧面子。慈禧也无可奈何，只能躲在紫禁城里生闷气。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面前有很多选择：比较牛叉的做法，是干脆终结满清的统治，强迫清帝禅让，自己做皇帝。如果更牛叉一点的话，游历过欧洲的李中堂对君主立宪制度也不算陌生，一步到位建立君主立宪制，自己做立宪制下的君王，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些做法太直接的话，李鸿章也可以强迫满清朝廷恢复宰相的设置，让自己以宰相身份，光明正大的压制皇权，让那帮搞不清楚状况的满清皇族向汉族放出权力，解除高度专制状态。但是，奇葩的事情在于，李鸿章啥选择都不做。他虽然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但是一直满足于直隶总督兼北洋总督这两个不尴不尬的位置。他主持了一段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兴建了中国最大的纺织厂、兵工厂和航运企业；他组建了北洋水师，并按西方的标准编练了新式陆军，这些军队后来成长为北洋军阀，涌现出无数英杰，其中的佼佼者袁世凯直接就推翻了满清朝廷；他签订了30多个外交条约，虽然每一个条约都让他背负卖国的骂名，但是在每次谈判过程中，李鸿章都在积极而又徒劳的为孱弱的中国争取外交权益。然而，所有的这些作为，统统没用。这个国家没有在体制上得到任何的变革，不知所谓的满清皇族依然齿高气昂的待在紫禁城里，维持着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在列强环视的末日背景下，这个国家竟然从未实施过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总动员。连宰相身份都没获得过的李鸿章，也不可能发起这种总动员。1894年决定国运的甲午海战，李鸿章只能靠自己区区一个北洋军系的力量，与日本这整个国家拼消耗，最后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全军覆没。此后李鸿章身败名裂，心灰意冷，再也没有任何作为，到1901年就黯然辞世。这位最有权势的人放弃了政治改革，那么，满清朝廷也不再有任何政治改革的动力，就这么再拖了10年，孱弱的满清皇族维持着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让每个人都恶心得要命，终于到1911年，就跟开玩笑似的，武昌几个小兵随随便便的开了几枪，人都没死几个，满清立刻就垮了。然而此后的中国再也没有了权势人物，陷入了一团散沙的状态，整个国家四分五裂，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李鸿章一辈子最大的闪光点，就是拒绝解散淮军。这算是他最有担当的时刻。但是此后的李鸿章辜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给了他宰相的地位，但是他却拒绝了成为真正的宰相。他的一生，就浪费在了开几个洋务公司，练几支新军的琐碎小事之上。这位唯一有能力将中国带离黑暗的人，没能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不知道他在黯然辞世的时候，可曾会感到那么一丝丝的忏悔。

7 朱氏当国——功过自在人心

朱氏于1991年接任副总理，以副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刚刚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内部动乱，由于采取了刚硬的手段予以处置，欧美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处罚，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重税，严厉的武器禁运，以及全方位的技术封锁。这些处罚措施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没有完全解除。中国的制造业因此遭受重创， 1992年工业企业亏损家数为6.5万，到1995年暴增到12.8万家，直接就是翻了一倍。请注意，这个时候中国的民营工业还没怎么发展起来，所以这些亏损企业基本上全都是国企。国内物价飞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1993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5%，94年上涨24%，95年上涨17%，三年下来，物价涨幅高达67%。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几乎相当于崩盘。198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3.77，在经历了这一年的动乱之后，到1990年就贬值到4.78，1991年继续贬值到5.32，两年时间，贬值幅度就达到了41%。此后人民币继续贬值，一直贬值到1994年的8.62，才勉强算是守住了汇率。5年下来，贬值幅度高达128%。国际上同样不太平，1991年初的时候美国发起了海湾战争，狠狠的刷了一遍存在感，明确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到年底的时候，无从抵抗美元地位的苏联就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解体，留下满地狼藉。眼看着全世界就只剩下中国这个唯一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大国，面对着举世排华的险恶局面，如何生存下来，成为摆在我大中国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

朱相临危受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开对民间资本的严厉管束。关于民间资本的管控问题，这里必须回顾一下。我大中国建国之初，定下的基本国策，就是彻底消灭民间资本。农村的土改消灭了地主，城市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则消灭了资本家。此后通过连续30年的历次政治运动，更是在肉体上将有本事操弄资本的人消灭了个干净。1979年搞改革开放，首先放开的是对外资进入中国办企业的限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在当年度颁发，但是，一直到1990年，中国人自己开厂办企业，或者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那可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是要坐牢的。外国人开厂挣钱可以，中国人竟然连挣钱的机会都被剥夺。这简直算是国家层面的崇洋媚外了。1982年温州八个最知名的个体户以投机倒把罪捕，史称“八大王事件”。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骂声，八大王被抓了两年后，我大中国政府就迫于压力，被迫把他们放了出来。然而在制度上，没有任何改变，甚至是变本加厉。官员们竟然获得了倒卖商品牟利的特权，史称“官倒”，而老百姓只能计算着自己手里可怜的一点粮票布票，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这事如果能忍，那我大中国现在应该还在秦朝。

朱氏从底层一路打拼上来，深知民间疾苦。唯有开放民资，给老百姓挣钱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1993年年底，朱氏顶住了重重压力，终于让千呼万唤的《公司法》的正式出台。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办企业，终于在法律上不被视为万恶的资本家，不被视为一种流氓和剥削行为。1997年，刑法上的“投机倒把罪”被正式撤销，正常的低买高卖的商务活动，不再被视为犯罪。中国人自此才真正获得了民间投资的生存空间，而中国经济，在这个时刻之后，才走向了真正的腾飞，才能在2000年到2010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奇迹般的连续十年高速增长。朱氏当国，仅开放民资这一条，就算得上功德无量。

然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经处于亡国边缘。开放民资这个做法，固然是治本之策，但是见效太慢。要等着早先已经被肉体消灭干净的民营资本家重新成长起来，支撑起中国经济，这没有个十年八年，根本就不可能。在急切之间，好像总得要下几剂猛药，给孱弱的中国经济打几剂强心针，才能缓过气来，慢慢发展。于是朱氏祭出了两个大杀招：财税领域的分税制，以及国企领域的抓大放小。这两个大招，将给中国带来极其深重的影响。

分税制这个东西，走的还是王安石那一派的路子，无非就是集天下财富于京城，强化中央集权。照理说，政府的财税体制，是建立在事权分配的基础之上。中央政权干多少事，地方政权干多少事，大家根据各自干的事情的多少，按比例分配财税收入。在汉武帝和王安石的时代，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维持中华文明的延续，所以王安石可以占据大义的名分，理直气壮的聚敛天下财富。现在眼看着我大中国再次陷入生死困境，所以强化中央集权，把全国的财富都归集到中央手里，让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中央政府掌握最大的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把有限的财富用于救援最惨的地区，或者操办大项目，这同样也具备了大义名分。所以分税制改革从1994年开始推行，朱氏原本以为这事会遭遇巨大的阻力，结果到1995年就全面完成。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是3比7，改革之后倒了过来，中央拿7，地方拿3。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收入分配比例虽然改了，但是事权没变。属于中央的职责依然就是军事外交这一块，而最需要花钱的民生领域，依然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拿着3成的收入，要干7成的事。

现在我们回头看的话，王安石的聚财式变法，以及我们今天的分税制，其实都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生存困境；第二，中央政府在财富使用的高效性。这两点缺一不可。没有了生存困境，中央聚敛财富的行为就没有了正当理由（按：未必，例如怀有雄心壮志的领袖要实现其伟大理想就需要很多钱），按事权分配收入才是正当的（按：人类社会可不是按照正当原则建立和管理的）。而如果中央政府乱折腾，瞎花钱，那就万事皆休。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最终失败，全数被废，是输在了第二条上，他聚敛了举国的财富，最终却在跟西夏的第四次大会战中无功而返，基本上瞎花钱的罪名跑不了。而我大中国，则很快遭遇了第一条困境。2000年之后我大中国经济已经缓过了气来，GDP增速恨不得长年维持15%以上，放开管束之后的民营制造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2000年加入世贸之后，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15%以上的商品，中国制造横扫全球，把欧美的基础制造业打得哭爹叫娘，产业工人纷纷失业，底特律都被打到要破产，工会组织们对中国恨之入骨，但是拿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一点办法都没有。到这个时候，再拿所谓的生存困境出来说事，就非常无聊了。中央政府富得流油，手里的钱多到没地方花，一到年底就突击上项目；而地方政府穷得死去活来，为了多收点税，整天派城管跟流动小贩打架，没事就拖欠老师工资，最后还形成了卖地财政，搞暴力拆迁，造成各种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时移世易，分税制早已经丧失了正当性，但中央政府啃大蛋糕啃习惯了，硬是不肯撒手。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能解决，恨不得算是中国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大的毒瘤，只要触碰一下，就要喷出一股股恶臭的毒液，把所有人统统淹没。

朱氏的第二剂猛药，国企的抓大放下，则带来了另一个在当时根本想象不到的恶果：权贵资本的壮大。在当时，朱氏的想法很是简单，把处于亏损之中的中小型国企都给卖了，只保留关键领域的大型国企，以便给财政减负，卖企业的时候多少也还能收到一笔钱，这简直算是开源又节流的大好事。这事从1995年开始弄，到1999年基本弄完，按官方的说法，大概总共有1200万的中小国企工人下岗，在各种上访闹事之后，最终在2000年之后无奈的去了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实现了再就业。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条：这些中小国企，最终卖给了谁？在当时，中国刚刚才开放民资，民营资本家根本就还没成气候，也不可能大规模的拿钱出来收购国企资产。所以，剩下的唯一的买家，就是官僚家族，就是在80年代的“官倒”风潮之中挣了第一桶金的红色贵族子弟。这批人以在当时来说极低的价钱收购了大量的企业资产，此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缓过劲来，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垃圾的资产，统统变成了黄金，红色贵族们整体上挣得盆满钵满，中国的权贵资本自此成型，并在2010年后整体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凡有任何挣钱的产业，权贵资本就是一哄而上，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将所有的财富都吃干抹净，连一点残渣都不留给民间资本。这就是2010年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国进民退”的真相。中国经济自此丧失了增长性，从此前15%的年增速，暴跌到现在的不足7%。

2003年，朱氏从总理位置上离任。他开放了民资，但给这个中国留下了“分税制”和“权贵资本”这两大毒瘤。他帮助中国度过了1990年代的危局，但是他留下的两大毒瘤，已经在现在的2010年代发作了出来，让中国经济狼狈不堪。这其中的功与过，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衡量得清楚。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经济长期的下行险恶局面，全世界的经济都进入了危机模式。这一次，我们还能如何度过危机呢？

这一次，我们是要继续学王安石，让这个国家身上的毒瘤越长越大，最后毒发身亡，举国暴乱；还是要转过身来，学一学张居正呢？